《三曹与中国诗史》，孙明君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三曹所代表的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之一，这里面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自50年代以来非诗歌非文学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文学整体成就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位置所决定的。著者的最新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曹操父子的诗歌创作对于中国诗史的转捩作用，并且由此出发揭橥了中国古典诗史“三源一流”的流变大势，为认识诗歌史的面貌提供了新的视角。
全书共分为内、外、杂三编，仿佛取意于《庄子》等传统典籍的结撰格局，其理论构架及最核心的意旨皆在内篇中予以阐发，三章中每一章皆有发蕴之功，第一章“中国诗史流变大势”是作者最欲论述之所在，其间固然多有胜义，第二章名曰“建安气象”，是因为著者认为“云蒸霞蔚的建安时代形成了足以与‘盛唐气象’相媲美的‘建安气象’”，在传统的“建安风骨”之外以“气象”来标举这一时代的文学面貌，并与“盛唐气象”并提，体现出著者的独特见解。凡此，皆本书价值之大者。而除此易为读者所明了之处外，鄙意以为其第三章“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更具重要意义：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自20年代由鲁迅提出之后，就成为经典话语，被作为预定的前提，接受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石。著者则对这一说法作了自源头开始的梳理，发现了这一说法的日本源头，澄清了一个历史事实，并揭示了它在80年代“人的自觉”思潮里所焕发出的新生命力。著者在这里的工作，不仅有益于一个具体论题的理解，而且反映了著者面对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遗产时积极、主动、深思慎取的精神，毫无疑问，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禅宗史》，印顺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中国禅宗史研究著作，但是长期以来在内地很难读到，现在终于得以以简体字印行。自菩提达摩东来，经六祖惠能，东土禅宗破除一切外在束缚，主张人人皆有“自性”，不必靠外在的修行，只需自己内心的体悟即可成佛，禅宗最终成为一个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是中国人的思想，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没有禅宗，就没有王维后期艺术精湛的山水诗，甚至也可以说没有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唐宋以来的中国社会走势可能会大异其趣。因此禅宗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全书分为九章，第一章“菩提达摩之禅”在历史上久已流传的史料之外，利用敦煌写本，重新勾勒了达摩禅东传由印度禅向中国禅的演化过程，弥补了过去禅者传述的疏略。“牛头宗的兴起”一章则揭示出老庄之学的渗入对禅在中国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五六七八各章，论述了南北宗的兴起以及南宗的发展与分化情况，揭示了作为中国禅的主体———曹溪南宗的思想主旨。最后一章，著者认为分化的各宗又最后都统一在江南曹溪南宗之下。印度禅东传中国自南而北，在北方始得立下根基，到唐代大一统时代才又南下，融摄南方精神，发展分化，最后又统一于曹溪一宗，一个具有“内在超越性”又有其主体束缚性的宗教派别就这样成形，并牢牢内化于传统士人的精神结构中。
《摄影的文化阐释》，潘嘉来著，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摄影”当然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真要将它也纳入“文化”之内加以“阐释”，也许会被人视为赶“文化热”的时髦。然而本书却是颇富开创性的尝试，它把摄影放在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在回顾从石器时代一直到工业时代这一漫长的进程中人类生产方式与文化符号的演化，把摄影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原始图腾符号、文字符号放在时间维度上加以整体考察，在宽广的文化背景下为我们认识摄影的价值与意义提供了相当有意思的视角。
作者认为，摄影是工业文明的成果之一，它建立了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文化符号系统，包括电影电视在内的这一符号体系开创了文化符号的一场革命，它推动了文化媒介由文本（描述）方式向图像（再现）方式的转变，从而改变了文化发展的方向。摄影的本质正在于此。这是很有见地的，而同样有意思的是，本书也利用了摄影的这一特性：它在进行文字描述的同时附以许多图片，可以说它的形式本身也在论证着作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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